，若用近现代企业制度标准去套，几乎无一例外地惨不忍睹。
第一，效率畸低。十两银子只能办一两银子的事情——就这一两银子办出的事情，也往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遇风吹雨打，不免烟消散，最终的结果，是一两银子也没有了。
第二，财务混乱，任意开销，“三公消费”尤其畸高。几乎没有任何成本概念。
第三，冗员充斥。冗员的源。不仅有主管官员的私人，还有许多中央、地方大佬的人情，一封“八行”、一张条子、甚至一个口信，就能塞一个人进。即便主管官员和请托者并没有什么太深厚的交情，为不得最罪人，原则上也不会拒绝类似的要求，反正发薪水又不是掏我自己的腰包！
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冗员，根本不点卯上班，甚至人都不在本省，完完全全是在“吃空饷”。
第四，损公肥私，明扣暗扣，买空卖空，各种“戴帽子”——这就更加不必说了。
洋务运动伊始，直至清朝灭亡，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企业制度，始终未在中国建立起。
留意，这种情形，和主官官员本人清廉与否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譬如，左宗棠、张之洞，本人都以清廉著称，但他们经办的企业，上述毛病一个不少——也包括他们本人。别的不说，单说公款消费——他们确实没有把银子揣进自己的腰包，但在“三公消费”上面，花起钱，却是毫不手软，决不后人。又比如，拿公家的钱，“照顾”老朋友的子女家属，也是异常大方的。
下边儿的人，公家的各种大小便宜占着，左季高、张香涛高高在上，大都会当做
第一零四章 大清特色MBO(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