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朱元璋创立的“洪武型体制”，就是以反商业、反市场、反自由、反人类著称！
民众不可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国家几乎不铸货币，赋税以实物征收的农业税为主，再加上全民配役。政府的运转基本上可以脱离市场，民间的交易也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
因而，明初的社会氛围是死气沉沉的，“乡社村保中无酒肆，亦无游民”，“夜无群饮，村无宵行”，因为一聚饮，难免会发牢骚，而一发牢骚，便很可能被官府抓起来。
直至明代中后期，随着反人类的“洪武型体制”的松懈，社会才渐次活跃起来，商业才恢复了繁华。
这种转折也体现在酒肆的变迁上，怀旧的晚明人说：嘉靖中叶之后，民间“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酒肆茶庐，异调新声，汩汩浸淫，靡然不振”。
“酒肆茶庐，异调新声”的晚明气象，放在宋朝，则是寻常现象。人们在纵观10——15世纪的500年历史之余，常常会有这样的朦胧感受……明后期与南宋非常相似，万历以后，很像是对南宋社会状况的“跨代连接”。
现代人找乐子容易，在街边随便的酒楼饭馆就能“不醉不归”。这种生活方式在宋朝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那时酒店都开在封闭的“市”内，晚上还不准营业。到了宋朝，酒肆才兴起，吃货和酒鬼们如果要穿越，首选宋朝！
青楼酒肆三百家！
宋代酒肆十分发达，展开描绘北宋汴京繁华的长卷，酒楼、酒肆随处可见。
画面最气派的要算城内的“孙羊正店”仅“彩楼欢门”就有三层楼高。
第四百六十六章 景元楼(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