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人见没有便宜可占，于是“斩关出逃，入太湖中”。
打行如此嚣张，根本原因还在于明政府日益衰败的政治环境。
首先，明代的重赋是出了名的。有明一代，江南田地仅占全国6，而税粮却占全国近22，明中期每年运送到京城的漕粮是400万石，仅江苏的江南五府就提供了总数的13强。
杭嘉湖不但赋额高，而且起运的比例高达90，到了明中后期，在重赋的敲剥下，江南“皮骨已枯”，官绅地主尚可将其负担转嫁到小民头上，而小民则只好卖儿鬻女，然后不得已而逃。
这样一来，大批的乡村无业游民就涌入了城市地带，从根本上破坏了治安，给打行提供了坚实的人力基础。
其次，到了明中后期，人口日渐繁茂，江南地区那些原本冷清的市镇“第宅连云，舟航集鳞，桑麻环野，成为一方雄邑。”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突然爆发的营商环境，官府原本的那点管理资源就跟不上了。而这个时候，打行也就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想想一个区只有一间派出所的话，社会治安势必不会好到哪里去的。
而到了穿越众出现的明末年代，打行已然演变成了集暴力抢劫，敲诈勒索，集团盗窃的专业犯罪团伙，相比之下，当初用来起家的那种打手出租，反而成了打行的次要业务。
而今天从鹤楼池塘里冒出头的廖双丁，就是县城一家打行里的惯偷。
现如今小偷也是有公司的。一些成名的“大偷”，“招引四方无籍棍徒，在家窝养，闲暇街市掏摸，夜间河路钻舱，大为民害。”
这种蓄养小偷的手艺甚至一直传承到了后世
第342节 开港（八）(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