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开放的气度，缺乏以推进民主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勇气，不了解底层社会特别是亿万农民的需要，还有他的个人独裁作风，他对传统权术的依赖，他对制度的忽视，他的统治基本上依靠人身依附关系，他不能割弃裙带关系对政权的损害，他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重要性远超过了制度化的机构设施。
&;&;如同他对部下对其个人忠心和驯服的要求超过了对才干和正直的要求，常凯申更相信的是策划于密室之中的权谋，是精心的利害算计，早在1926年3月26日，常凯申在广州的权力舞台上初起之时，就曾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不过，他在此前3月5日，在日记中写过另外一句话：“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诚哉斯言，但他却未能做到“顺应时势，迎合众心”，所以他即使惊人般准确地预言了抗战的步骤和胜利的时间表，等待他的也注定了内战中迅速失败的命运。
&;&;在战略上，老常这代民国人经历了清末甲午战争和庚子拳乱，他们对列强中国痛入骨髓，但是由于对现代科技和管理的不解，他们又找不到强国之法，因此，他们本能地去采取以夷制夷的古老策略而忘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诉求，总是希望联合一个对中国不那么苛刻的强国去抵抗另一个强国的入侵。在从二八年的济南惨案让老常对日本恨入骨髓后，他就把对日抵抗乃至可能的对日战争列入了日程。蒋介石这时给李济深写过一封信，意思是跟苏联人绝交之后，一定要在国际上争取一个友好的国家，这是他在1928年五三惨案之后的态度，也是他对抗战胜利的寄托。中日两国的军
第八十章指挥若定失萧曹之一(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