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服务社和安延公司的要求，于1994年6月20日，与服务社签订了18张借款借据和两份贷款合同，以此承接顶替安延公司向服务社所借的16400万元借款。经查，岸尾公司所签的18张借据与安延公司上述所签的18张借据每笔借款时间和金额（除一张由原的500万元改为1000万元外）均相一致。两份贷款合同，一份为《抵押贷款合同》，金额为人民币200o万元；一份为《担保贷款合同》金额为人民币5900万元，担保人为深圳金凯歌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金凯歌公司），该公司也是在服务社许以重利才答应充当担保人。该两份合同的金额7900万包含在18张借款借据16900万元中。服务社凭籍与岸尾公司所签的借款借据、合同以及由其工作人员进行相应的改帐手续，蒙混过了市人行工作组的检查和惩处。1994年7月，安延公司法定代表人朱赤儿被公安机关羁押，1995年7月，湖贝金融服务社被市民银行接管。安延公司未能归还服务社的借款，岸尾公司顶替借款的帐也未改回到安延公司。湖贝支行于1997年10月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岸尾公司承担两份贷款合同的本金及利息，要求金凯歌公司承担其担保责任。
本院受理该二案后，查明岸尾公司贷款的真正使用人是安延公司，贷款实际投入到“安延汽车城”的开发建设中。安延公司于1997年9月20日致函本院称：如果岸尾公司在银行限期的1998年8月30日前不能偿还该二笔贷款。我公司愿交出“安延汽车城”的部分物业作为抵押偿还物交由银行（湖贝支行）处理还债。为此，湖贝支行于1997年10月16日向本院申请追加安延公司为被告。本
三六八、“两个行长害怕什么？”(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