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问我的事情，打那个电话。”他把一张名片塞在我手里。
说完，这家伙很快就起身了，走到门口，回夈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几分钟后他推门走了。
他走后的那晚，我第一次开口说话了，对着给我送晚饭的公务兵说：“叫领导进来吧。”
不一会儿，屋子里站满了人，他们挤眉弄眼，交头接耳，一位医生检查过我的瞳孔和反射后，问了我几句，我都答了。
他对张惊喜的八字眉抖了抖对一位满脸皱纹，大腹便便的人说：“部长，他心里行为基本正常了，不过需要明天去医院做进一步评估检查。”
第二天，我当然又被送去医院，检查后，那位医生试着问我一个他们一直不敢触及的问题：“你能想起哨所的事情吗？”
“能。”出乎他的意料，我平静地答了他的问。
我看见他和身后的两名护士用欣喜的眼神交流了一下。
后来，我正式被几位领导提问了几天，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审问。
我一五一十把哨所发生的一切说了出来。不能说一五一十，准确地说，是一五一八点九，因为我没有说出那个木匣子和牛角的事，牛角还在我的背包里。
当我再次明白了天地伦理时，距哨所发生的一切已经过去三个月了，到了年根儿上了，我并没有被允许回家探亲。但当我申请去医院看望烧伤的发小时，领导们同意了，也许他们觉得这样对我有好处，对军队有好处，对那些事的保密有好处。
我不是一个人去的，还有一个小兵跟着，说是为了照料我，我的胳膊早痊愈了，其实如果精神上不再犯病，原则上已经不需
第十九章 获救(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