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承秦制”，极大程度上要感谢萧何此举。
马上打天下固然也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可要治理天下，非得有一套严密而高效的制度不行。秦制度，便是这样的一套制度。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时间，其中出现了儒、道、法、墨、兵、纵横等各个学派。他们努力探索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想找出一套合理可行的制度来救亡图存，结束分裂战乱的天下局势。而秦制度，便是融合各家所长，且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最具可行性的好制度。
这样的制度，到底是掌握在谁的手中呢？自然是文化人，更具体地说，是文官。
因此，历朝历代的政府，都要极力拉拢文官系统为其效力，便是为了这一套严密而行之有效的政府运行机制。
边地的少数民族，但凡能成就点儿什么事儿的，大多要得到中原文人的支持方可。因此前赴后继的汉奸集团，那是挡也挡不住。极典型的，便是官至西夏军师、国相的张元。这位原为北宋永兴军路华州华阴县人，年轻时“以侠自任”、“负气倜傥、有纵横才”。在北宋累试不第，自视才能难以施展，遂决心叛宋投夏。
也就是说，这位北宋的落地秀才，立志做汉奸，而到了西夏竟真的能做到国相，帮助西夏大了许多大胜仗。为什么？便是因为我们祖先传承了几百几千年的这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游牧民族大多骁勇善战，只是其组织能力不强，制度不完善，便极难有效地整合内部，形成合力。而一旦“见多识广、才能卓越”的中原秀才得了重用，将中原先进的组织秩序带了过去，无论是军队的作战能力还是民间的赋税征收能力，较之原始的部落制度不知道要先进到哪里
第一百六十三章 城内(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