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
如果义仓粮可以这样，那今后丁租、地课等赋税岂不也可折绢缴纳？
唐时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施租庸调制，规定对每一男丁授田百亩，其中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两石，为租；输绢两丈、绵三两（ 或布两丈四尺、麻三斤），为调；服役二十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三尺（或布三尺六），为庸。
若因事增加派役，则以所增日数抵除租调，“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并限定所增日数与正役合计不得超过五十日。
租庸调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财产多少，都要按丁交纳同等数量的绢粟。这是建立在唐初自耕农大量存在，并且都占有一定数量土地的基础上的一种赋税制度。
唐朝租庸调的基础是均田制，自唐高宗、武则天起，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大量的自耕农破产逃亡、或者沦为地主佃户，均田制逐渐濒于崩溃，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成为农民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与土地占有情况已经不相适应，贫富分化日趋严重。
开元以，土地兼并日益严峻，租庸调制与此时的土地占有情况也越发不相适应。
到了玄宗天宝年间“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而天下户籍久不更造，甚至戍边死亡者也不为之除籍，户部按旧籍征敛租庸调，地方政府则把虚挂丁户的租庸调均摊到没有逃亡的贫苦农民身上，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
自分管户部以，税制改革的念头就在徐番脑中出现，这两年财政拮据，改革的念头也越越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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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六章 滋生的野心(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