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崇，其之所以获得选人出身，是因为担任了李潼他大爹孝敬皇帝的挽郎。宗室及其亲眷举办丧礼的时候挑选挽郎，基本是从世家勋贵当中挑选年轻俊彦，相关礼事结束之后，自动获得选人资格，只需守选数年，便能参与吏部铨选。
除了挽郎之外，太庙还有斋郎一百一十员，斋郎逐年考核，年满之后同样获得选人资格，守选结束后同样可以参加铨选。
当然，最重要的官人增补途径还是门荫入仕以及品子宿卫。五品以上可以荫子一员，凡在品官员，子弟都可入参亲勋翊三府宿卫。大唐内外官员将近两万，能够享受到相关荫泽福利的，起码也有数千。
相对于其他各种获取选人出身的途径，科举每年所取不足两百人，且多数名额都被两京学馆所占有。因此科举在大唐初期的官人补充，并不占据主流。
可以说只要家人做官，并且不在任上翻车、栽进权力斗争的坑里，延续几代官宦门第并不困难。当然在这诸多选人法当中，科举由于其覆盖面更广、选拔更加严格，所以在舆论风评中要更加的公正与高标准。
在大唐初期，皇帝想要干涉并且收回世家大族在选举过程中所享有的各种惠利，主要的手段并不是科举中明经、进士等常科，而是临事有制的制科。
制科科类更多，操作也更加的灵活，因此许多初唐名臣都有参加制科的经历，诸如姚元崇与张说这对小冤家，以及发动神龙革命的张柬之，都是通过制科崭露头角、走上高位。
所以在初唐时期，尽管科举并不糊名，但权贵们也少有向科举下手以拓展并延续其政治影响力，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首先权
0837 若不归坊，家恐不家(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