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开国民大会，制定约法”。
在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1931年5月，由蒋介石一手包办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以《训政纲领》为基础起草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约法》分为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训政纲领、国民生计、国民教育、中央与地方权限、政府之组织及附则等八章共八十九条。其内容与《训政纲领》大同小异。
在政治制度上，把国民党中央定为中华民国最高权力机构。在用语上比《训政纲领》更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在大会闭会期间，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从而把国民党中央权力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人民权利义务上，规定了若干“自由”和“权利”，但又说可以随时制定法律来加以限制，实际上，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在国计民生上，表面上规定了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实际上所列条款，给予官僚资本的扩张法定上的“保障”。在国家组织上，与《训政纲领》有所不同，规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驶，由国民政府训导”，把原来的国民党训导换成了国民政府训导。这是很有味的一个改变，国民党中央由训导转换成被训导，即国民党中央由国民政府来训导。
依据《训政约法》修改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按照这个组织法选举产生新的政府时，由于会议被蒋介石操纵，只不过成了一个表决机器，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根据《训政约法》的规定，国民党中央由国民政府训导，亦即由蒋介石训导，五院院长及各部长的人选，都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任免，五院分立改为五
64、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训政”(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