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有嘉靖年时刊印的两部专著，一部是定海人薛俊的《日本国考略》，一部是当年胡宗宪东南平倭时幕僚郑若曾编撰的《筹海图编》，算是论述较详，但读罢仍有意犹未尽之感。
再去询问礼部，档案甚至还不如兵部齐全。
这一下，石星可算是两眼一抹黑了。
倭情未明，消息来源看起来可信度也颇值得怀疑，但既是朝鲜国王亲书，再不靠谱也必须拿出个姿态来。
唯一令石星感到不解且不悦的是，明明仲夏时就发生的事，为何要迟迟捱到冬月再来报？中间足足半年时间，朝鲜君臣在犹豫磨蹭什么？倘若倭人当真入寇，这便是贻误军机。
十一日，石星下令沿海诸省多派远哨船到外洋查探、堵截，切勿推诿。若有巡抚尚未到任的，请吏部行文催促。茫茫汪洋，要捕捉堵截一支舰队谈何容易？如此查探其实无济于事，却是目今唯一能做的，旁的也无从下手。
更何况，石星还有别的大事需要关心。最近几日，他从刑部的同年口中得知，定国公徐文璧关于长安门喧哗事件的鞠问结果极可能被刑部驳回重审。真相已经退而据其次了，最重要的是抓住机会狠狠惩处闹事者，刹住武官这偶露峥嵘的苗头，甚至制住皇帝为所欲为的势头。自己这个兵部尚书夹在主君、同僚和武官中间，开罪哪边都不好，哪边也开罪不起，如何自处殊难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