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不出方从哲所料，泰昌帝驾崩的消息公布之后，顿时就引起了整个朝廷的轩然大波，满朝文武都叫嚣着要追查泰昌帝的确切死因，仅仅两天的时间，送到内阁的相关奏折就达数百件。而在这其中，已经有不少的奏本公开指出，给泰昌帝服用泻药的内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泰昌帝。崔文升竟敢用泻药摧残先皇，其背后必定有人指使；而李可灼滥用来历不明之药，进献给泰昌帝，最终导致泰昌帝突然驾崩，其行径之恶劣、罪行之严重，可谓是大明开国以来之最，应该当即将其刻抓捕下狱，一定要问出其背后的指使者。
方从哲见状大急不已，生怕将自己牵连其中，于是便迫不及待地征得了众阁臣的同意，马上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了李可灼一番，并诏赐其银币，丝毫没有提及方从哲、韩火广二人。这份遗诏一下，满朝文武顿时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这份遗诏是出自辅方从哲之手，无形中更是把方从哲与红丸案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就这样，时间在满朝文武的喧嚣之中流逝着，转眼到了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接连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折。其中孙慎行指出:”方从哲两次带领李可灼进宫献药，其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就给追查”红丸案”元凶定下了基调。
而在方从哲和众臣你来我往的争论之中，太子朱由校的登基大典如期举行，新皇年号“天启”。当年依旧是泰昌元年，次年再行改元天启元年。
在天启帝登基之后不久，方从哲便有些
第五卷第三章第十节 红丸疑云（下）(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