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大概是言论自由比之前稍微松弛了不少。”
坐在旁边的巴兰池却惊讶的问道，“夫人以前在巴黎住过？”
“嗯，待过一段时间。”
燕妮端着咖啡，仿佛沉浸在昔日苦涩的回忆中，叹了一口气，说道，“1843年10月，跟你们一样，我和丈夫一起从德意志逃往出来，来到巴黎，当时跟朋友卢格筹办并出版德法年鉴杂志，一边带孩子，一边艰苦的讨生活。那是一段充满困苦和牺牲的岁月和生活。”
“由于我丈夫写的文章和对地主、资产阶级无情揭露和批判，使得一切保守势力排挤他，驱逐他。．我们不得不携持家小四处转移，呵呵，其生活困难有时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当时看到你们站在雨中，挨家挨户的去敲门询问时，我就想起那时候的自己。所以决定要帮助你们。”
一个女人总是很容易对另外一个女人产生同情。巴兰池拍着她的手，安慰着说道，“会好起来的。”
“刚来伦敦的时候，女房东要我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可是我们手头上暂时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的菲薄的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孩子的摇篮以及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我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东西拿走。我只好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地板上。”
“不过现在都过去了。”
说到这里，加里安隐约记起，马克思从去世的母亲那里获得了600英镑的遗产，但能够让夫妻两人在汉普斯泰德安心住下去，还有在曼彻斯特从事投资生意的恩格斯每年给燕妮的家庭提供的350英镑，现在的350法郎，相当于后来的35万英镑。
第一百五十七章 工作邀请(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