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做学问的毛病给暴露出了，他们主观的做学问，主观的判断事物，用自己的思想替代世上所有人的思想，论文的可读性大大的超越了论文的实用性。
大汉是一个才开始为后世立规矩的时代，以前的百家争鸣，战国争雄都不过是在为各自的真理作战，现在，尘埃落定了，规矩也就该立下了。
听司马迁讲，朝廷上正在制定大量的典章，无数的读人都在从故纸堆里寻找订立新体系的哲学根据，也有无数的读人正在想办法跳出旧有思想的羁绊，准备以新的时代为依据，制定更加具有前瞻性的政策。
反正，谁都想成为万世师表。
在这个思想的大争之世，儒家非常勇敢的跳到前台，哪怕委曲求全，迎合皇帝的想法，也要先把自己的主张写进典籍，然后再徐徐图之。
最可笑的就是此时的其余百家，他们高尚的选择了避世，认为儒家没了他们的帮助搞不出什么新东西，准备等儒家搞不定的时候，再高调出山，笑到最后。
他们忘记了，人这种动物是健忘的，当他们选择避世，就等于选择自我封闭，选择拒绝交流，也就是选择了被人世遗忘。
任何学问都是得用于一时的学问，绝对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问，一旦他该有的位置被别人占据了，想要重新夺，就要付出比现在大的多的努力。
笨重的竹简对文化的传播是不利的，一个先生念了一屋子的籍，对琅说，也不过是几十万字而已。甚至，比这还要少。
这时候的博览群根本就是一个大笑话。
那些隐世门派就是以自己学问的珍贵性要挟大汉，准备待价而沽，他们清楚
第五十一章论古代圣人们(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