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为京官恢复原俸，是一个很有效的“软铺垫”，使言路上的保守力量，难以下定坚决抵抗的决心。关卓凡对保守舆论势力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算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会上，关卓凡对徐应祥的讽刺、挖苦、斥责，刻毒入骨，无所不用其极，是要警告潜在的敌人：攻讦洋务可以，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睁眼看世界”——把你要攻讦的事物看明白了先！哪个再“凭空臆想”，哪个再“对洋务一无所知，却偏要指手画脚”，哪个就是徐应祥的下场！
保守派反对洋务，既有观念因素，也有利益因素，但这两个因素常常是纠葛在一起的。不同的观念，对利益的认知是不同的。铁路是最好的例证，同样的一个人，既可以认为铁路“害我田庐，防我风水”，也可以欢呼：铁路开通，沿线商贾辐聚，地价大涨，我可以坐地生财啦！
保守派被逼着去实实在在地了解“洋务”，其中，终究会有一部分人，能够对“洋务”得出一个大致正确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就有可能意识到“洋务”也能够给自己带利益，自然而然地，就会想着要分一杯羹。这个时候，原先的反对者，就有转化为支持者的可能；至少，不再作梗。
此外，借着这次会议，关卓凡开始对中国历史上迁延数千年的两个政治恶习下手了。
一个是“不言利”。
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恶心、最虚伪的一个花样，真正是“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历朝历代的改革，起因几乎都是财政困乏，则改革的措施无不为生利而行。被动了蛋糕的既得利益者，摆到台面上的反对改革的理由，则无不是“君子不言利”
第二十二章 大获全胜(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