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播种开始了之后，路边的水田和山坡上的梯田当中，各种劳作的身影也变得密集和频繁起来；虽然其中老弱妇孺的比例还是较大，但至少比起初来的时候那种，走上数十里不见多少人烟，各种稀稀拉拉和荒废的模样好上许多了；
而且他们多数已经不怎么避人了，面对大路上开过的队伍，他们最多就是抬头多望上几眼，就才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活计忙碌当中去了。也只有一些实在靠大路比较近的存在，才会停下活计来恭恭敬敬的退到一边，直到目送这队伍的离开。
以周淮安的眼力，甚至看不到他们多少惊慌和局促的表情。按照如今义军治下的新次序，少了传统的胥吏和大户豪强加诸下来不断翻倍的层层盘剥，只要一次性缴纳大半数产出，剩下的部分依旧足够大多数人以较低的负担和而安然度日下去；
毕竟要知道，唐朝原本的一切税赋徭役体制，都是建立在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上；租，即课户每丁纳粟二石；调，蚕桑之乡，课户每丁输绢二丈，麻三斤；庸，课户每丁每年劳役二十日，遇闰年加二日，如不应役，则需折绢布以代役。看起来是没有多少，但是这只是初唐立国时的标准。
随着国家发展土地兼并日重，破产逃亡的人口越来越多，实际上以小农户为基础的均田制早已经崩坏掉了；与此同时，各种各种逃避交税的“不课户”变得越来越多；而随着膨胀的官僚体系和军队规模，是国家从各方面支取的用度是越来越繁重；而这些需求都集中追加在了各地官府账面上，变得越来越少的赋税户口之上。于是，除了各种正赋之外各种繁杂的捐税名目也就应运而生了。
安史之乱以后，
第一百五十六章 路上(2/7)